东亚母女的关系，是有些朦胧和复杂的，难以言说，难以定义。有时候，母亲爱着我们，但又秘而不宣，甚至有着强烈的疏离感。

　　在东京的某个雨天，一对母女开始了约定好在日本的旅行。旅途中，没有什么感人至深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发生，有的只是母女之间含蓄、平淡的爱在静静地流淌着。

　　在《冷到下雪》这本书中，作者记录下了这样一次旅行。作者思考着与母亲之间这种疏离的关系，既然“任何人、任何事，我们都掌握不了”，那么或许，可以试着接受爱人其实有着边界和维度这件事。

　　离开酒店时正在下雨，蒙蒙细雨，十月的东京时常会下的那种雨。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远——只要走到昨天来时的地铁站，再坐两趟地铁，沿着小街走一会儿就能到达博物馆。我拿出雨伞撑开，拉高外套拉链。

　　清晨的街道，行人络绎不绝，大多都从地铁站出来，不像我们，是向那里走去。母亲一直紧跟着我，仿佛我们一旦分开，这如潮的人流会把我们越推越远，再也无法回到彼此身边。烟雨霏霏，绵绵不绝。地上汪出一层湿漉漉的水雾。细细一看，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由一块块小方砖铺成砖路。

　　我们是昨晚到的。我的飞机比母亲的早到一小时，我就在机场等她。太累看不进书，我拿了行李，买了两张机场快线车票、一瓶水，还从ATM机上取了点现金。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买点别的，比如茶啊，吃的什么，不确定她下机后的心绪。

　　她从出口出来，虽然隔得很远，看不清她的脸，但她举手投足的姿态，或者说步态，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走近了，我注意到她的穿着打扮依旧得体考究：珍珠扣棕色衬衫、烫得笔挺的长裤和小件玉饰。正如她一贯的穿衣风格：衣服都不贵，但都是精挑细选的，剪裁合身，搭配巧妙，质地精良，看起来就像二三十年前电影里那种精雕细琢的女人，优雅却过时。她还带了那只大箱子，我从小时候记到现在。她把箱子塞在衣柜最上面，森森然罩在我们头顶，大多数时候就这样束之高阁，用到的机会屈指可数，直到父亲和兄长相继过世，回香港奔丧才拿下来。箱子上一块污迹都没有，现在看上去还像新的一样。

　　年初我让她和我一起去日本旅行。我们住在不同城市。我成年后，母女二人从未相伴出行过，我开始意识到这很重要，虽然理由还说不明白。一开始，她很不情愿，经过我一再劝说，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也不是那种言之凿凿的应承，只是慢慢地，她反对得越来越少，每次我在电话里问她，她都在那里犹犹豫豫的，这些迹象表明她终于向我发出了“可行”的信号。

　　选择日本是因为我去过、母亲没去过，我觉得游览另一个亚洲国家会让她更自在些。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去日本旅行会让我俩都变成“外国人”，占据平等地位，获得同等待遇。选择秋天是因为这是我们最喜爱的季节，一年中这个季节的花园和公园最美。深秋之后，一切丧失殆尽。只是，我不曾预料到这季节还有台风。天气预报已经发出几次警告，从昨晚开始雨就没停过。

　　进入地铁站，我把交通卡给她，穿过闸机。我搜寻地铁路线和站台，努力把站名、颜色和昨晚在地图上做的标记匹配起来。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换乘方式。站台地上清晰标出了排队上车的记号。我们顺从指示候车，等了几分钟后列车进站。车门边有个单人空位，我示意她坐下，我站在她身旁，看着一个个车站飞驰而过。

　　城市如钢筋水泥，灰蒙蒙的，在雨中显得分外阴沉而陌生。我能辨识出高楼、天桥、火车道口的外部轮廓，可它们的细部和内部材料构成上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而吸引我的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又意味深长的变化。

　　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换了辆不那么拥挤的小列车，这次我得以坐在她旁边，注意到建筑物变得越来越矮，直到进入郊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房屋，白墙平顶，车道上停着小轿车。我突然想起上次来这里，我是和劳里在一起，时不时地想起母亲。现在，我和母亲在一起，却时不时地想起他，想起我们从清早到深夜，在城里东奔西走，逛来逛去，观察一切，感受一切。那次旅行，我们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狂热激动，说个不停，笑个不停，永不满足。我想起那时曾想过要和母亲分享这段经历，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在那次旅行后，我开始学习日语，可能潜意识里在规划这次旅行。

　　车站出口通向一条安静的街道，街道在树木茂盛的居民区里。许多房屋临街而建，住户们在狭小的空间里摆上些小盆栽，有盆栽芍药还有盆栽树。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一棵盆栽树，种在白色方形小脚花盆里。母亲不像是会买盆栽的人，所以肯定是别人送的。这棵盆栽我们养护了很长时间。不知何故，我小时候不喜欢它，可能是因为它看起来很不自然，很孤独。这棵精心修剪的小树就像一张细细描摹的插图，孤孤单单长在盆里，可它本应该长在森林里呀。

　　我们沿着街走，经过一栋透明玻璃墙的建筑物，又经过一栋外墙涂成蘑菇色的房子。前方有个女人，正在清扫街上的落叶，把它们放进袋子里。

　　我们聊起母亲的新公寓，我还没见过。不久前，她从我们自小长大的老房子搬走，搬进远郊一栋小公寓楼，那里离姐姐家更近，离她的外孙、外孙女更近。我问她喜不喜欢那里，那里有没有称心的店铺能买到她中意的好味道，离她的朋友们近不近。她说早上的鸟很吵，一开始她以为是小孩在尖叫。她跑到外面想听个真切，确保一切正常，后来才意识到只是鸟在叫。等她特意到树丛中寻找鸟的踪迹，却连个鸟的影子都没看到。那里有一大片一大片地块和高速路，走上好几分钟，一个人都见不着，周围只有房屋。

　　我注意到前面有个公园，查了查手机上的地图，告诉母亲我们得穿过公园，再走不多路就能到博物馆。行路过程中，不知何时，雨停了，我们收起雨伞。公园很大，园内浓荫蔽天，曲径通幽，完全和我小时候对公园的印象相符：林木葱茏，阴暗潮湿，别有洞天。我们穿过空旷的游乐场，场地上有个金属滑梯，滑梯边缘是蓝色的金属，表面还滚动着圆胖的雨珠。几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在林间蜿蜒交错。扁平的石头，有的像微型峡谷，有的像小山，划破水面。细细窄窄的小桥随处可见，就是东方风情明信片或者旅行快照上常见的那种桥。

　　临行前，我买了台新尼康相机。虽说是数码相机，也有三个小拨盘、一个玻璃取景器和一个能手动调整光圈孔径的短焦镜头。这让我想起舅舅用来拍全家福的相机，他们在香港时的青葱岁月。母亲还留着几张全家福。小时候我常常翻看那些照片，聆听照片背后的故事，那些色斑将我迷住了。色斑宛如滴入水中的一滴油，在水面烧出一个明亮的洞。

　　在我眼里，这些照片透着旧世界的质朴优雅。母亲和舅舅就像一对传统夫妻：她一袭图纹礼服正襟危坐，他身着挺括白衬衫笔直地站在她肩后，两人的发型也有一番讲究。他们身后映着香港闷热而潮湿的街道和天空。此后不久，我把这些照片完全抛诸脑后，直到好多年后，姐姐和我清理母亲公寓里的杂物，才在一个装满泛黄信封和小相簿的鞋盒里发现它们。

　　我拿出相机，调整曝光值，眼睛对准取景器。母亲察觉到我俩之间的距离，她转过身，看到我的举动，立刻摆出一副照相姿势：双脚并拢、后背挺直、双手交叠。这样可以吗？她问我，还是离那棵树近一些更好？我本来想拍点不同的照片，日常状态下她的脸，暗自出神时的那个她。不过我还是回答这样很好，按下了快门。她问要不要给我拍一张，我说不用，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出发前几周，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做攻略，搜寻各种景点——神社、森林公园、美术馆、所剩无几的战后老房子，边搜边寻思她想看点什么。我在笔记本电脑上建了个文件夹，里面有景点地址、描述、营业时间，我不停地增增减减，为平衡行程安排操心，想要充分利用、尽情感受这次旅程。这个博物馆是朋友推荐的。某座战前大宅的一部分，大宅是由某位著名雕塑家建造的。我在网上读了很多关于这栋房子的介绍，对这趟行程翘首以待。我又查了查手机，手机告诉我在这里转弯，很快就能走到博物馆所在的街道。路上，我对母亲简单说明了对博物馆的预期，小心翼翼地不泄露过多细节，更多的留待她自己去发现。

　　路上，我们经过一所学校的大门，正是上午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小帽子（不同年龄和年级的帽子颜色不同），吵吵闹闹、自由自在地在操场上玩耍。整洁的操场，亮闪闪的游乐设施，还有几位老师站在一旁，镇静地看着学生们。我想到了（不知母亲是否也想到了）她让我们注册入学的天主教学校，不完全是因为教学质量，也是因为诸如格子花呢羊毛短裙、蓝色《圣经》和其他类似的体验。按照她受过的教导，这些都是她关心的，也是她自己想要的体验。在那所教会学校读了几年，姐姐和我都拿到了奖学金，一直念到中学毕业，最后都升入大学：姐姐学医，我学英国文学。

　　博物馆入口处有个架子，可以把雨伞扣在上面，大概是怕伞上残留的雨水滴下来，在老房子地上留下水渍。我接过母亲的伞，抖了抖，把两柄伞并排扣在架子上，把小钥匙塞进口袋，稍后取伞要用钥匙解锁。拉开滑门，里面特意辟出一块换鞋处，两个木凳，装满褐色拖鞋的篮子。我的靴子脱得相当费力，母亲则像在日本生活了一辈子似的麻利脱下她的鞋，规规矩矩地把鞋摆好，两只并排、鞋尖朝外，方便出门离去时穿。她穿着洁白的短袜，脚指头白得像飘落的初雪。长大后，我们也学会了在家门口脱鞋。我还记得某天放学后去朋友家玩，竟然被允许光脚在花园里跑来跑去，我大受震撼。她母亲打开了洒水器，起初地上很烫，后来脚下传来的感觉是柔软而湿润的，日晒下的草地其实很温暖。

　　我穿上一双拖鞋，去售票处买票。售票员接过纸币，找回一些硬币，还有两张票和两份漂亮白纸制成的小册子。她说博物馆现有两场展览：楼下是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展品，楼上是某位知名艺术家创作的织物和纺织品。我谢过她后，接过手册，转头把这些信息激动地转述给母亲，我想起她那些精致的衣裙，我们年少时她如何恰到好处地缝补和修改我们的衣服。我提议分头参观，这样可以自己把握欣赏某件艺术品的时间。不过，我们要时刻留意对方，不能离得太远。我本来担心，早前她在地铁站那么害怕，这次还会要求跟着我，不过这里的空间感和舒心的界限感，似乎让她平静了下来。她顺从地走到隔壁房间，翻开小册子拿在手里，像要边读边看展似的。

　　博物馆有两层，凉爽安静，高低不平的木地板、粗大的深色木梁，依然能看出老房子当初的模样。楼梯又矮又小，因为那时的人又矮又小，踩上去嘎吱作响，台阶中间凹陷，历经千万双脚的踩踏，早已磨得光滑发亮。柔和的乳白色光线仿佛穿过纸屏风从窗户中投射进来。我随意选了间展厅，把手册一折二塞进外套口袋。不知怎的，我总想以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出现在作品前，对它们的来源和出处一知半解，欣赏它们最本真的样貌。

　　玻璃柜里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盆盆罐罐和花瓶，附有手写卡片，注明制作年代，有些字符我不认识。每件作品虽外形粗糙但充满灵气，形态各异，或纤巧，或厚重，几乎能窥见它们的整个制作过程：手工捏制成型、手工上釉彩绘，那时从吃饭的碗到喝水的容器都与艺术本身并无差别。我一个个展厅参观过来，拍了几张照片，一张是蓝玛瑙色的盘子，盘中绘有白花，可能是白莲花；另一张是泥棕色的小碗，碗内是鸡蛋壳的颜色。某个时刻，我感觉母亲在我身后，我停她也停，我走她也走。不过很快，她就不知去向了。

　　我在一楼最后一间展厅等了她片刻，看她是否会再次露面，等不到人便上了二楼。其间，我注意到有间展厅的屏风收了起来，可以俯瞰到一个幽静的庭院，院内有枯石、枫树，枫叶正渐渐转红。

　　织物在长长的展厅中挂起，既能一览无遗，又能一件件分开欣赏。织物大小不一，有些宽大的下摆像结冰的水一样垂落在地上，难以想象它们穿在身上的样子，除了这里再也想不到其他可以挂的地方。织物图案质朴优雅，像民间传说中的衣服一样美丽。凝视这些半透明的叠染晕色，就像抬头仰望层层叠叠的浓密树冠，让我想起四季流转。那些在外、清晰可见的线头中蕴藏着某种被忘却的稚趣和率真，某种我们只能一饱眼福却不复存在的东西。它们的美让我目眩神迷，这种模糊的意识又让我深感悲伤。

　　我在展品前来来，等母亲进来展厅。她没出现，我只能独自参观剩下的展览，最后发现她在外面等我，就坐在伞架旁的石椅上。我问她有没有看那些织物，她说她只看了一点就累了，就待在这里等我。

　　不知何故，我很想再和她说说那个展厅，我在展厅里的感受，那种不可思议的浓烈情感。曾经，人们把包括树叶、树木、河流和草地在内的世间万物看成图案，真让人难以置信，更了不起的是，他们发现了图案中的神韵，并把这种神韵注入布料中。可我说不出口。我只是对她说，顶楼有个展厅，能俯瞰楼下的庭院和绿化，构成了理想的冥想空间。你可以推开窗户，坐在窄桌前，欣赏枯石、枫树和天空。

　　有时候，停下来，反思发生过的事也许是件好事，也许回想悲伤往事反而能让你快乐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去餐馆吃饭。餐馆在地铁沿线某条小得不能再小的街上。我选了条沿运河徒步的路线，想着那个时段的夜景应该不错。周围建筑黑乎乎的，树木影影绰绰、悄然无声。运河两岸的陡坡上长出了植被，蔓延垂落进水里，轻摇慢摆，漾起涟漪，倒映出柔和的水上世间。

　　街两旁的餐馆和咖啡馆都点起了灯，灯笼那样微弱昏暗的灯火。虽身处市中心，却有一种徜徉乡村的感觉。这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原因之一，和其他原因一样介于陈词滥调和真实情况之间。好美啊，我说。母亲笑了笑，很难看出她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餐馆在一栋两层楼的二楼，楼梯又窄又陡，上楼如同爬扶梯。我们被带到一张靠近木柜的桌前落座，桌边有扇小窗，能看到楼下的街道。我注意到天又开始下雨了。因为母亲不吃任何活物，我们得小心谨慎地点单。我认真研读菜单，遇到不认识或忘记的字还得靠她的指点。我俩齐心协力点到了合适的菜肴。我能感觉到，母亲为终于能帮上点忙松了口气。

　　母亲望向窗外，说又下雨了。我顺着她的目光，附和：是啊，又下雨了，就像刚发现似的。母亲又说，十月了，可她一点也不觉得冷，这里的气候看来更温和，只要穿件薄外套就够了。她问我明天会不会下雨，我说不确定，拿出手机查了查，告诉她明天天晴，不过回酒店后我得再查一下。她说上个礼拜她有点不舒服，还担心旅途中会生病，不过她吃得很好，休息得也很好，现在她感觉很好，也没那么累了。我问她觉得今天怎么样，她回答很好。随后，她从包里掏出一本小书，说是在家附近的小店买的，可以根据你的生日算出你的性格特征。她翻到我的出生月，念出关于我的描述。

　　从出生日期的数字能看出内在性格，她说，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了获得真正的自由，他们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梦想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要学会谦虚谨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幸福。他们喜爱和平、有秩序和美好的事物，不过他们完全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后她念出自己的，接着是姐姐的。姐姐生日那天出生的人忠诚、勤劳、易怒，易与人结怨并耿耿于怀。她又念出性格配对部分，盘点相处最和睦的命格，先拿她两个女儿来配对，又分别拿女儿和自己配对。

　　在我看来，有些说得对，有些说得不对，但真正的事实是，这种生日算命法能让别人轻易谈论你、你做过的事、你做事的动因，解开你性格的谜团，归纳为几个典型的个性特点。在他们眼里，或者在你自己眼里，你看起来很好读懂，仿佛是揭露某种真相。但谁又能预测某人在某天进行的某个特定行为呢，更别提在灵魂深处那些隐秘角落，形形的行为都是存在的。我想再谈谈这个问题，要是能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把这种想法明确表达出来该有多好，不过我也知道，她需要相信、想要相信这些东西：姐姐是慷慨的，只有与他人相伴，她才是最快乐的。而我呢，五月钱财不稳需特别注意。因此我什么都没说。

　　餐食装在两个托盘里送上来。托盘中间是一碗白米饭，两边摆放着盛有蔬菜和配菜的小盘碟，多种味道和口感可供选择。母亲对每样小菜都稍做点评，看起来对我们合力点的菜肴十分满意。在我看来，母亲拿筷子的方法总是那么优雅：手指捏住筷子，把食物从一个盘子夹到另一个盘子，筷子两端永远不会交叠起来。我筷子拿得不对，戳戳点点，还横竖交叉，每次模仿她的手法，都以失败告终，食物老是从筷子上滑脱掉落。

　　进餐时我问她有没有特别想看的，比如某个特别的花园、庙宇和地标性景点。她摆了摆手说什么都行。她说来日本前她看过一本旅游指南，后来没买。不过指南的封面照上是鲜红色的门柱。我告诉她那是在京都，要是她感兴趣，我们可以去参观，我们日本之行的最后一站就是京都。

　　我先吃完，把筷子平放在碗边，等她。窗外，火车轨道黑沉沉的，安静无声，宛如一条河把道路分隔开。男男女女骑着自行车往家赶，一只手控制车把，另一只手撑起透明雨伞。偶尔会有人停下，到街对面的便利店买点东西。便利店灯火通明，堆满了包装鲜亮的货品，慢慢地我辨识出一些牌子。我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场景有点眼熟，特别是在餐馆食物味道的触动下，然而这种体验又有点异样，我想起的不是我的童年，而是母亲在异国他乡的童年。蒸汽、茶和雨水的气味，亚热带的感觉。这些都让我想起她的那些照片，年少时我们一起看过的电视连续剧。还有她以前常买给我吃的糖果，外婆应该也常买给她吃吧。如此熟稔又如此疏离，这种感觉真奇怪。我思忖，在这不属于我的地方，为何我会觉得如此舒适自在呢。

　　母亲把碗推开，抱歉地说，米饭太多她吃不完。我说没关系，把剩下的饭刮进我碗里，虽然我也不饿。瓷碗底部有个小圆，光滑平整的釉面宛如流动的液体，汇合成蓝色池塘，即便把碗倾斜过来，它也不会动。

　　我选了东京最繁华区域的一家酒店，一侧是地铁，另一侧能看到著名公园的美景。订酒店时，我看中的不仅是交通便利，更是一种愉悦舒适甚至奢华的入住体验。但现在的我不确定自己的选择对不对。酒店和其他任何昙花一现的酒店别无二致，全世界酒店标配的厚重家具。可能这种毫无特色的设计不具有威胁性，所能提供的也就只有舒适享受了。酒店走廊几乎一模一样，让人辨不清方向，我转错好几个弯才找到客房。

　　母亲冲澡时，我坐在单人床上给姐姐打电话。房间那头有一扇巨大的窗户，又宽又凉的窗台，厚厚的丝绒窗帘，里层还有一层薄纱，可以不加遮掩，也可以若隐若现地看见外面闪烁的光。我把两层窗帘都拉开，远眺摩天大楼楼顶射出的红光，那座高耸的建筑应该就是东京铁塔。

　　姐姐接起电话，我们互相问好，我问候她的近况。她说她女儿已经连续三天穿同一条裙子，只有洗澡时才肯脱下来，睡觉也要穿着。她说母亲旅日前，有天帮她带孩子去百货商店，她要去办点杂事。她女儿非要买那条裙子不可，我母亲表示不同意后，小姑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大发脾气。惊慌之下，母亲妥协付了钱。姐姐又说，那条裙子又丑又贵，不过她女儿把它当成宝，她似乎在裙子里发现了别的东西，和她内心深处的感受紧密相连的东西，年纪尚小的她还无法表达的东西。裙子太短，姐姐只能在裙子下摆缝了一圈家中多余的蕾丝，即便这样她也知道很快裙子就会穿不下了。此刻，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玩，淡淡的小麦色裙子一天天越来越脏。

　　我姐姐小时候也动不动就光火。我和她提起这点，她说是啊，她记起来了，只不过是到她自己女儿闹脾气了，她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她把玻璃魔法棒狠狠地砸向房子的砖墙。魔法棒里装的是水和亮片，随意变换倾斜角度，里面的液体就会神奇地从一头流向另一头。这根魔法棒一直是我俩的宝贝，现在我们都记不得她为什么要摔碎它，只记得破坏行为造成的结果。

　　我问姐姐还记得当初为什么大动肝火吗，她说记不得了。过去几年，她的怒火已逐渐消失，现在她是出了名的沉着冷静，特别是在工作中，经常因能力出色受到褒奖。

　　不过，目睹女儿的言行，她似乎回忆起了曾经做过的一个梦的细节，也许在她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也有值得为之尖叫、哭泣的事物，身边所有人矢口否认的某种深刻的真相，或者说恐惧，而这种否认只会让你越来越愤怒。现在的她已经无法负载那种情绪，只留下那些记忆，甚至连记忆都算不上，只是某种更疏淡的幽思。她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纵容女儿日复一日穿同一条裙子，缝上新裙边，让她吃上热乎乎的晚饭，冷眼旁观她错误的认知，力所能及地提供抚慰。

　　她问起这次旅行怎样，听起来很倦怠。我知道她在准备最后一轮医学考试。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专科医生，那些医学知识和专业术语在我听来无异于天书。我说一言难尽。我不确定母亲来日本是因为她自己想来，还是为我而来。

　　吃晚餐时，母亲问起我的生活。我说劳里和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孩子。母亲说我们应该要，生孩子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那一刻我没否认。

　　不过我没说出口的是劳里和我经常提起生孩子这件事，准备晚餐时、走路去商店时、泡咖啡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生孩子的方方面面，双方轮流补充栩栩如生的小细节，探讨几百种不同的可能性，就像陷入无穷推测中的物理学家。要是我俩都因睡眠严重不足而精疲力竭会多么痛苦？怎么才能多赚点奶粉钱？如何在尽心照顾彼此的同时追求自我实现、获得自我满足？我们为此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他们都很坦诚，对此知无不言。有些人说找出解决方法是有可能的，特别是等孩子们长大些后；有些人说生孩子会充分暴露伴侣关系中彼此最大的缺点；还有人说生孩子是种令人欣喜若狂的极致体验，只要你全情投入育儿中。

　　不过，这些贴心的肺腑之言实际上没什么大用处，毕竟拿别人的生活来比对终究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讨论基本上总是绕回原点。

　　母亲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前提是她有发问的机会。我从没特别想要孩子，可现在的我莫名体会到了生孩子的可能性，就像一首动人而模糊的诗歌。

　　不过，身体中的另一个声音在问：不去了解、不做决定难道不行吗？一切都听任自然，顺从本心，过好当下生活，也许这才是更深刻的真理。任何人、任何事我们都掌控不了，就连这点其实我也不敢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