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宗国（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唐岩岩（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是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战略性资源保障能力、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长期规划（2015—2020）》《“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等陆续出台，此外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了修订，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但与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不健全。受制于资金和用地需求等，智能回收、分仓存储、垃圾压缩等回收设施的建设规模总体不足、覆盖范围有限，导致可回收物投放后往往混杂在一起，需二次分拣，人力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影响管理效率提升。由于量小、种类杂、地域分布广，如何收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科研机构等产生的危险废物还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近年来，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案件时有发生，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急需提升回收网络的监管能力。

　　二手市场的规范化程度不足。我国二手商品市场覆盖品类日渐丰富，交易规模持续增长，但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定价、交易、售后等全流程的标准体系有待完善。《2022年度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显示，用户投诉问题类型主要包括退款、商品质量、网络欺诈、网络售假、货不对板，此外还存在售后服务、霸王条款、退换货难、冻结商家资金、虚假促销、恶意罚款、发票等问题，制约着二手市场的健康发展。

　　废弃物资源化水平不高。当前，我国试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为36%，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约为50%，尾矿综合利用率为32%，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21年，我国再生铜、再生铝和再生铅产量分别为365万吨、800万吨和270万吨，然而仍以中低端资源化为主，综合利用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等新兴废弃物回收拆解处理难度较大，稀有金属分选的精度和深度不足，难以满足产业关键材料的应用要求。

　　激励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项目的建设体量、资金需求量往往较大，短期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强。现有资金渠道以中央及省市级财政投入为主，缺乏创新型的配套机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活力。可探索将光伏组件纳入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管理，建立处理基金，向光伏生产、销售、安装和进口企业收取费用，用于废旧光伏组件的回收处理。同时，探索出台专项、系统的光伏组件综合利用产业政策，解决处理基金征收方面的难题。

　　针对这些主要问题，应进一步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提升软硬件设施水平，数字赋能废弃物收运网络。加快建设规模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回收站点、分拣中心和交易中心，基于合理的服务半径，优化分类运输系统，有序确定选址地点、频次、时间和线路，确保投放端和处理端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废弃物从收集、贮存到转运的全过程全覆盖监管体系，强化多源异构大数据的系统整合、智能学习和分析应用，提前研判潜在废弃物分布区域和扩散轨迹，实现智能监管闭环管理，提高治理调度效率，科学部署环卫保洁力量。

　　完善行业标准规范，助力二手商品市场发展。强化线下实体和“互联网+”平台服务标准化建设和市场监管，严格落实资质审核、安全管理、风险控制等要求，健全交易方信任机制，保障买家权益、协助消费者维权、提升售后服务水平。完善车辆、家电、手机等二手商品鉴定、评估、分级等行业流通标准，积极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柠檬市场”效应，让商品定价有据可循、有规可依。

　　增强高质量循环利用能力，促进常规与新兴废弃物协同处理。高水平建设现代化“城市矿产”基地和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推动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发展，实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疗废物、废钢铁、废纸、废旧动力电池等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不断扩大循环利用规模。加快科技创新，鼓励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攻克再生原料深度提纯、多源有机固废协同处置、废旧集成产品智能化与精细化拆解等关键共性重大装备，促进高值化利用，全面提升战略资源循环供给能力。

　　完善政策激励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探索废弃物循环利用产品碳资产交易制度，加强方法工具开发，完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基础数据库，建立国际通用、操作性强、综合全面的评价系统，准确量化循环利用的碳减排效益，充分发挥碳交易在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通作用。探索废弃物跨区域协同利用机制，科学核算生态服务的区域外溢价值，创新差异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扩大生态补偿专项基金渠道，发挥互补优势、推动资源共享、深化生态共建、实现经济共赢。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